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坦率地讨论了已故康生的问题，尽管康生去世近两年，陈云并未因为这个缘故而回避此事。他指出，康生过去随意的点名行为对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对历史结论进行重新评估。这并非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涉及到组织路线、干部审查和党的工作方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陈云与康生早年曾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而对康生的做法有着直接的体会。
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陈云曾提到与康生的上下级关系，表明两人曾在革命的复杂时期共事多年。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面临的安全危机让陈云和康生参与相关的领导工作。随后，两人虽然岗位不同，工作内容分工明确，但审查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直接关联干部的任用与评估，导致了意见的分歧。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推动的“抢救运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错误的干部审查。尽管陈云因健康问题暂时离开了组织部，但他对审查工作的进展始终保持关注，并对夸大敌情及脱离实际的做法表示反对。在1943年的一次会议上，康生对组织部的工作表示不满，指责其过于宽松，体现出两者在干部审查立场上的根本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在1944年转任其他职务后，开始注重实务性的财经工作风格，形成了务实细致的工作态度。抗战胜利后，陈云在东北的工作得到了实际的锻炼，而康生在山东的表现则受到批评。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对职务的安排不满，尤其不愿意在饶漱石之下工作，后来以身体原因长期休养。
1956年，康生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声称自己只懂得斗争而非经济建设，这句话反映了其政治倾向。尽管康生不擅长经济问题，却常常对陈云的经济工作提出指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康生参与了一些错误的审查和案件处理，严重影响了干部。
因此，陈云在1977年提出重新评审康生的历史，并非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清算，而是为了避免错误的结论继续影响干部和组织。1977年的会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1980年，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并处理了相关的历史问题。这一决定标志着党对过去错误的历史开始清晰否定，并为后续纠正冤假错案、恢复组织秩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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